２０００年，我离开了任职的第一家医院，来到这家医院当院长，直至在这家医院退休。当时我初来乍到，同事们春节时并没有安排我作为医院的行政总值班，这是同事们对我与工作的全面考虑。

但作为一名负责任的医院管理者，我必须有胸怀与同甘共苦的作为，而绝不是作秀。所以我在医院中层以上干部大会上宣布，我从２００１年春节开始，每年大年三十我家的年饭改到中午，下午我回医院接班，除夕夜到大年初一早上由我值班。这样的安排一直到医院新院开业为止。

当时，我称这种安排是我「从年头值到年尾」，而同事们笑我狡猾，分明是「从年尾值到年头」，这３６４天与１天的概念不可以混淆；我淡然一笑回应，「嘿嘿，居然没有糊弄到你们」——那时候的那种和谐、和睦、亲切与轻松，尽管都清贫但是相交无间隙的兄弟姐妹情谊与友谊，至今让我回味．．．．．．

由此，我整整值了九年的除夕夜班。从那时候起，我再没有了看春晚的习惯与兴趣。

每年除夕夜，我值班时到每个病区，与值班的医生护士交谈聊天，代表医院给这些老师们发个５０元的红包。大年初一早上，在总值班的交班本上，我常用自己贫乏的思维填上一阙诗词，或是拜年或是祝医院健康发展，有时候还要参加除夕夜的急诊手术。

为了新院区建设

连续八年我春节「躲债」

２０００年履新当院长以后，我面临的严峻挑战是医院资金紧张，职工们眼巴巴地看着我，「院长，过年能够发点萝卜钱吗？」那时候，当我绞尽脑汁、东拼西凑，找银行贷款５００万发给职工们后，职工们对此表示赞赏，这让我心中有慰藉。但是如何让医院「解套」，是我心中一个挥之不去的结。

那时候，医院欠了上游供应商的许多货款，供应商们也知道医院资金紧张，可我作为院长，当满足了医院职工们的需求，债权方的需求往往就难以满足，有时候只好零零散散分配一点，有时候就我索性躲债，活脱脱成了「杨白劳」。

讨年债由此成了一个习惯与传统。当时，有些供应商会选择大年初一来衡阳，到医院上门拜年，名为拜年实则「公关」，我只好选择每年大年初一出门「旅游」。这样的春节出行安排在当时是罕见的，可我持续了８年。现在想起来，既觉得好笑，又觉得对不起债权人。但是历史问题就是这样，我也不想这样，原因也不在我啊。

２００９年，牛年，医院新院建设进入了攻关时刻，医院账上除了几个「萝卜钱」，参与医院建设的各个公司工程进度款没有一分钱发放。为了提振人气、鼓舞士气，我当时与班子同事们商量，全院科室与人员，按照自愿原则，每人凑份子１００元，搞一个牛年新春聚餐，离退休老同志免费参加，那些受邀参加聚餐的建设公司的负责人们也免费。

在聚餐开始，我们设置了一个环节，邀请这些老板们上台，我代表全体职工向老板们鞠躬表示感谢，并告诉职工，医院当时过年前多少还是发了一点「萝卜钱」，但是参与建设新院的农民工们的工钱，却是老板自己想办法垫付的，我们应该感谢他们。

随后，让老板们以医院建设者的身份向医院职工们致辞，把面子给足他们。那个春节我过得确实有了一种成就感，医院拖欠了农民工们的工钱，但是他们没有吵也没有闹。在那个春节，我体会到了，如何构建和谐的组织间互动关系，自己不占理，要加以说明，向职工说明，职工也会理解，要把自己的困难向家人说清楚。

对于供给侧，你要给人家面子，更要想办法尽快给于人家里子，诚实守信，不满口假话。那年大年初一，我９年来第一次没有离开衡阳，因为正确地、勇敢地面对了债权人，取得了他们的信任、支持与谅解，我在后来的工作中也认真履新了诚实的原则。

我成了支援湖北

　　　抗疫医疗队的「嗲嗲」

最难忘的是２０２０年春节前夕，当时疫情刚爆发，社会还处在恐慌中。根据上级指示，医院组织了支援湖北（黄冈）抗疫医疗队，随时待命，除了配备队长以外，我建设性提出建立临时党支部，这个架构使得队长与支书在充满危机的场面下，得以稳定队员情绪并提升队伍的战斗力。

那一年的除夕夜，我与队员们在微信群中聊天、发红包、活跃气氛，降低恐惧心理。大年初一清早，按照老家的习惯，我与妹妹一家到了父母身边，给老人家请安过早，我刚端起父母煮的一碗红枣鸡蛋，还没来得及吃，就接到了医院电话，抗疫队员们当天要出发去湖北，已在医院整装候命。

作为医院的第一责任人，我看着父亲，深明大义的父母立马明白了，当即表态「你有重要工作，你去，我们没有意见」。我是含着眼泪离开父母家，驱车到医院马上安排后勤准备汤圆，要陪队员一起吃一碗出征汤圆，并让医务部护理部多准备出征的防护用品，尽可能多一些。

那天下午，我们目送队员们远去的身影，他们是第一批「逆行者」，是真正的勇士，那一晚，我一直等到他们平安到达黄冈，我才休息。２０２０年的春节，我的全部精力放在抗疫队工作安排与心理纾解上，每天晚上在微信群聊天、发红包，出各种趣味游戏题目。

那时候，我们在后方支援前线抗疫支援队，白天都在准备各种物资，可当时几乎所有民营快递公司都不接受到湖北的快递，我利用自己市人大常委的身份寻求邮政局的帮助，及时给一线的抗疫队员补充物资，也是当时各单位中第一家给抗疫队员作远程补给的。除了物资支援，我当时结合黄冈的历史，借苏轼（他曾任黄州的团练使）当年用的一个词牌，给抗疫队员们填写了一阙《定风波》：

「庚子元日背行囊，抹眼决意赴黄冈。

此去前程多风险，挂念，同袍同义情满腔。

削发别亲皆壮举，可惧？职定终身将病抗。

他日平安归来时，喜事，汤圆共品梦也香。」

队员们在前线不辱使命，我也与他们结下了深厚感情，从那时候起，我被他们赋予了新的职位「嗲嗲」——这是一个尊称，是湖南话里「爷爷、外公一辈的老男人」的意思。一直到现在他们还这么称呼我，每年的春节时段，队员们都要举行聚会，纪念这段堪称生死之交的人生经历。

作为「嗲嗲」，我会参加聚会，我会发红包，我很享受这种体验。２０２０年的春节，我看到了一批忠实的「逆行者」，我每一天都重视与他们的相伴，这不仅仅是一个医院管理者的责任，也是一个长者、老师、大叔、嗲嗲发自内心的真正关爱。

同时，我也感受到，只要用心去关爱，无论是工作还是个人情感都会有满满的收获。我们这批优秀的队员被许多媒体报道到，洪余德博士出发前的一封家书，在湖南台的元宵晚会被贾乃亮朗诵，让许多观众潸然落泪；队长陈哲教授被称为「陈爸爸」，书记吴小慧则是这支队伍思想上的「定海神针」．．．．．．一个特别的春节，凝练了一支特别能战斗的队伍。

２０１０年以后，我没有常规性地值守除夕，但是作为主任医师、教授，我常常扮演急诊救台的角色，回归到菜鸟时代的职业认知，也是一名医院管理者的身份，面对各种需要应急处理的事物。

穿了　３９　年的白大褂

如今只想经营好与家人的每一个春节

一切都是自己选择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其实这是一种自我安慰，阿Ｑ精神是解脱负面情绪的良方。在文章的最后，我要回味一下那些曾经的遗憾与心中期待的弥补。

首先，我最觉得对不起的是父母亲，二老在２０２２年、２０２３年先后去世，我再也无法跟他们「过早」。翻阅了这几年的微信与微博，我对二老常用的词是「欠」与「歉」，我欠父母很多，陪伴不到位、照顾不到位，一心在工作上。而他们竭尽全力支持我的工作，这是两个老共产党员的襟怀与初心，但是为人之子，当我老了，当我静下来，发现这就是欠了父母的。当我真诚地想向他们致歉并补偿时，却已是「子欲孝而亲不在」，这种痛苦尽管在逐渐缓解，但永远是我的一种隐痛。

对于儿子来讲，我既是一个合格的父亲也是一个不称职的父亲，给予的陪伴太少，甚至他的高考，我都在手术台上，多数的春节我们在一起中午吃年饭，然后各奔东西。

儿子的独立性很强，不依赖我，但是我能感觉到他在内心是非常关注我这个父亲的。他２０１３年回国以后，每一次过年都会回衡阳陪伴我。我２０２１年大病后，他真切地对我说，「别的我不说，我只知道你是我父亲，我有我的责任，你是帅帅的爷爷，你就要对帅帅负责，过年我会一如既往陪着您。」

儿子点了我的软肋。

到了这个年纪，自己感悟到，不管自己如何，家是永恒的港湾，亲情是永恒的依靠，我应该经营好与家人的每一个年与春节。

如今，我退休了，妹妹妹夫也退休了，弟弟也快退休了。作为长兄，我跟弟妹们说：「爸爸妈妈不在了，我们兄妹在，依然是一家人，每年轮流过年，每家主持一年。」

去年是我家负责，儿子挑下了这个重任，我们到上海过年。今年是妹妹家主持，妹妹妹夫也早早准备，外甥也不示弱，要与哥哥比高低。弟弟家在北京，弟弟弟妹也摩拳擦掌地备战２０２６年春节。

过年的仪式，第一杯酒告诉爸爸妈妈我们在过年，请二老在天上看我们过年。这个仪式上，我们会流泪，这一年的眼泪，我们会尽情流。

擦干眼泪，我们会拥抱自己的孙辈，作为医生，我们深谙生命轮回的自然规律，回忆是痛苦的，但是回忆的咀嚼是回甘的。在２０２５年的元旦，我的心中有了一种自我升华的萌动，写下了这样的文字：

２０２４　岁末　２０２５　岁至偶成

２０２４　年已经过完，这一年我悄然退休，的确有一种特别的松弛感。作为医生，我奋斗努力了　３９　年，无愧我的白大褂，更无愧病友之信任。尽管医生可以是一辈子的职业，但是心路总有驿站，有点回忆，毕竟是一种幸福的咀嚼，更有期盼，那是对未来的清闲心之所往。

岁月的更替是自然的，新陈代谢，可称之为「道」，无论生物、科学、技术尽然如此。坦然处之、豁达面对、笑口常开、自娱自乐。在市井的烟火深处，静看新贤辈出。偶成所谓七律如下：

花甲已过月复年

不叹时光不慕仙

悠悠闲闲过日子

懵懵懂懂梦从前

回忆并非多恋旧

微笑才能少烦嫌

清茶泡尽红尘事

烟火深处看新贤

突然想起，退休了，不再想什么事业、科研，这些都有继承者，更不能再想什么医院管理了，一个豁达人拿得起是物理能力，放得下是心理状态，不为世事所烦劳，把自己当成一个平常人，只为做个乐老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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