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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４年全国两会在３月１１日胜利闭幕，本次会议中，代表与委员们围绕医疗科技领域相关的多个关键话题展开热议，包括互联网医疗、智慧中医、ＤＲＧ／ＤＩＰ等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基层医疗信息化以及数字疗法等等。这些议题涵盖了我国医疗卫生领域的创新动态，也昭示了我国健康产业发展的未来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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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医疗 宁波市人大代表、宁波市医疗中心李惠利医院消化中心主任沈建伟：
沈建伟代表提交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互联网医院建设的建议》，主要内容包括：建议针对不同等级和层次的医疗机构实行分级准入管理，并向社会公示，建立互联网医院的评价和退出机制。建议加强互联网医院药品平台建设。针对互联网医院药品供应品种不全的现状，加快药品供应平台建设，保障互联网医院的药品供应。加大线上药品监管，加快建立风险预警机制，同时优化药物配送流程及全天候药品配送及咨询平台。
沈建伟还建议：加快互联网医院医保支付平台建设，积极推进支付方式改革，实现线上线下医保支付政策同质化，方便群众就医，提高优质医疗资源的有效利用。同时加快医保支付全覆盖平台的建设，为互联网医院全面推广奠定基础。
全国政协委员、恒银金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江浩然：
江浩然指出，目前互联网购药医保支付未完全打通，互联网购药未真正贴近需求，药品监管难度较大。对此，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建议国家医保局、国家卫生健康委加强互联网购药医保支付模式的顶层规划。二是建议国家医保局创新拓展医保电子凭证应用场景。三是建议国家市场监管局、国家医保局、国家卫生健康委加强药品配送管理和智能售药自助终端的布放。四是建议国家医保局等持续加强对互联网购药医保支付模式的监管力度。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心血管病中心主任、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院长胡盛寿：
胡盛寿院士建议探索构建以患者为中心的基层慢病管理模式，推动慢病管理的高质量创新融合发展。
一是形成“互联网＋人工智能”，线上线下一体化相结合的新模式。构建基于互联网、信息系统支持的基层－智能辅助－医疗机构协同的新型诊疗团体，通过人工智能的赋能，提升基层医师在慢性病诊断、检查判读、健康处方等方面的处理能力，配合远程医师指导，可显著提升基层医疗服务的覆盖面和质量。
二是搭建人工智能“决策支持系统”，对慢性病的风险进行精准预测。ＡＩ系统通过分析患者的医疗历史、生活习惯、遗传信息等数据，对慢性病的风险进行评估，实现早期识别和预警。基于患者的具体情况，提供个性化的治疗建议，包括药物选择、剂量调整、生活方式改变等，从而提高治疗效果和患者依从性。通过与智能设备（如智能手表、健康监测手环）的连接，实时监测患者的生理参数，提供相应的干预建议。最终在国家层面建立六大慢病长期管理模型。
三是利用健康大数据，实现智能辅助长期管理的新形态，建立慢性病管理的智能化、个性化和精准化服务平台。实现慢性病患者的长期自我管理，精准管控风险，为患者提供量身定制的治疗建议。人工智能监控患者的健康状况，定期提醒患者进行必要的检查和治疗，确保慢性病管理的连续性和系统性。同时，通过分析患者的治疗反应，动态调整治疗方案，实现精准医疗。为患者提供自我管理工具，帮助他们跟踪自己的健康状况，了解如何通过饮食、运动等生活方式的改变来控制慢性病。
全国人大代表，好医生集团董事长、四川医药行业协会会长耿福能：
如何破解优质医疗资源下沉的堵点？今年全国两会上，耿福能建议发展基层医疗互联网平台，让老百姓在家门口享受三级医院诊疗服务。
耿福能表示，通过互联网平台可以将乡村医生和三级医院专家建立链接，遇到问题村医在平台上一键求助，就可以得到三级医院医生的解答。针对基层诊所亟须的医学检验、医学影像方面的医疗服务。通过医疗互联网平台还可以建立检验、影像、药剂和病理四个科室，提升基层医疗服务能力。
“比如，我们可以在一些中心村、中心镇乃至县城，布局医疗检验检测中心，对当地医生进行医技培训，患者在当地完成相应的医疗检测后，所有结果全部上传医疗互联网平台，由入驻平台的三级医院医生按照规范进行诊疗，”耿福能说。
耿福能表示，以互联网打通优质医疗资源下沉的堵点，需要加大政策和资金扶持力度，并制定基层医疗机构“互联网＋医疗服务”的学科标准和相关配套政策法规，加强卫生健康部门对信息和技术监管。他建议，国家可以通过资金、政策支持，加强对基层医务人员的技能培训，从而提升基层医疗服务水平。
全国人大代表、中南出版传媒集团编辑戴茵：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针对老年群体的相关医疗健康服务需求日渐增多。戴茵调研发现，由于不会使用各类互联网工具，很多老人甚至不敢前往医院看病。
对此，戴茵建议，各地医院在进行互联网化的同时，相关互联网应用应进行适老化改造，增设老年绿色窗口。具体来看，可从几方面入手：一是完善医院老年友善服务，包括多渠道挂号，设立老年人绿色窗口、专属通道等；二是对医院互联网应用进行适老化改造，网上挂号小程序新增老年关爱版界面，简化栏目；三是在醒目位置增加人工电话预约服务，在网上预约挂号下方开设老年人看病预约电话；四是增设智慧助老服务公益点。
智慧中医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中医科学院肿瘤学科带头人、西苑医院肿瘤科学术带头人杨宇飞：
当前，名中医诊断模型、六经辨证系统等中医药人工智能层出不穷，然而懂中医药的人才不懂人工智能，懂人工智能的人才不懂中医药，跨学科人才队伍建设已成为多学科交叉创新的瓶颈。
为解决这些问题，杨宇飞提出，建议明确中医药交叉学科建设方向为“中体西用”的“智慧中医”，通过体现人工智能的智力解放和传统中医的智慧学问，遵循中医药自身发展规律，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成果和技术方法，突出中医药特色优势，建设中医为体、西医为用的智慧中医学科体系。
建议组建一批中西医相结合的名医及熟悉智能科技的专家队伍，开展“智慧中医”交叉学科体系的理论框架研究，并将其纳入“国家中医药传承创新平台工程”。同时，建议中医药振兴发展重大工程的“高层次人才计划”将智慧中医交叉学科纳入八年制中西医结合教育试点，将中医药多学科交叉人才培养和学科带头人纳入岐黄工程，促进国家中医药多学科交叉创新团队建设。
全国人大代表、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儿童医学中心主任张涤：
目前基层中医药发展面临育才难、诊疗难、运营难、管理难的问题。张涤建议，将智慧中医技术应用，纳入中医药强市、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示范县／市等中医药振兴重大工程建设内容及考核项，打造智慧中医样板工程。
同时以县域医共体为载体，实施基层中医药健康服务高质量发展工程，带动区域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的提升。在区（县）－街道（乡镇）－社区（村）三级医疗机构统一部署中医大脑、多诊合参、智能诊疗和康复设备、共享中药房等，通过“智慧中医系统＋特色专科建设＋专家互联网医疗＋医生培训体系”等标准化中医服务体系的引导建设，全面推进中医药内涵建设。
通过智慧中医大脑及区域一体化全民健康数据平台、可视化管理驾驶舱等的系统化建设应用，打破各级机构之间健康数据“孤岛”问题，实现全民健康数据在个人、机构、政府之间的互联互通、实时共享。
全国人大代表、九三学社社员、浙江省衢州市中医医院副院长陈玮：
对于目前大数据在中医健康服务运用中存在的中医药可利用数据匮乏与标准缺乏、中医数字化设备智能程度不高等问题，陈玮建议，加快中医数字化建设，提升中医健康服务能力。
陈玮表示，首先应该完善顶层规划，指明发展方向。有关部门应对中医数字化发展前景和实际研发情况进行科学分析，制定出具有学科特色的顶层规划和阶段性研究方向。同时，规划应着重提升技术的创新性和医疗活动过程中设备的灵活性，充分利用中医药数据库，发挥中医人工智能的辅助诊疗和健康管理等功能。
“制定和推行权威、统一、规范的中医药数据标准是未来中医数字化发展的关键。”陈玮表示，政府需要加强引导，持续推动中医药局、卫健部门、科研院所、高校、中医机构、相关技术研发企业实现中医药数字资源有效配置，加快推动中医药健康大数据的有效整合。
此外，陈玮认为，制定统一的收费标准有利于医疗设备的成本回收，保障开发使用、维护中医数字化设备的资金供应。同时，制定收费标准既是对设备使用者的经济保障，也能防止乱收费现象发生。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医学院讲席教授程京：
目前国内提出的中医药大模型普遍以中医药传统经验知识图谱作为训练数据，缺乏与生命底层语言的作用联系和颠覆性创新。
为促进中药传承创新，程京建议，在“十四五”科技研发专项中，尽快设立重大专项，支持大学和企业联合开展“用颠覆性技术构建中医药ＡＩ大模型”重大系统化工程，打造从底层中医药知识数据和实验数据、中药功能评价算法工具、中药新产品开发智能平台综合解决方案的大模型赋能产业生态。
针对推进健康老龄化，程京建议，在国家和地方科技项目中设立智慧健康研究等相关专项，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与中医药、现代医学、工程学等深度融合，积极推动生物芯片、生物电子芯片、传感器等底层技术的发展，加强生物检测监测、行为监测、多模态和垂直领域大模型、健康数据分析等一批关键技术的集成创新及融合应用能力，形成一批集健康检测、健康评估、健康干预、康复护理于一体的中西医并重智慧健康技术平台，为打造主动性、预防性、精准性、个性化、互动性的智慧健康服务体系提供支撑。
ＤＲＧ／ＤＩＰ
全国人大代表、吉林心脏病医院院长黄海：
目前，ＤＲＧ中手术组权重低导致低标入院、推诿病人现象时有发生，严重影响疑难重症患者的看病权益，有必要提高手术ＤＲＧ权重。此外，三四级手术对医疗技术水平的要求较高，当前ＤＲＧ手术权重较低严重影响医疗技术创新的积极性和能动性。
黄海建议，基于统计数据结合医疗机构的规模和实际情况提高三四级手术权重，使权重（分值）更加体现医务人员劳动价值，引导医疗机构创新医疗技术提高服务能力，积极收治疑难重症。给予重大疾病患者支付倾斜，儿科、心血管内外科相关病组及医疗机构省级重点学科相关病组权重提高１０％。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协和医院副院长杜斌：
当前，国家正在通过全面推进按疾病诊断相关分组付费（ＤＲＧ）等支付方式改革，ＤＲＧ等支付方式的改革对于优化临床路径、规范诊疗行为、提高医保基金使用效率起到了积极效果，但因对重症患者医疗费用的测算存在偏差，难以全面反映危重病患者救治的实际费用，影响了学科发展和医务人员的积极性。
基于此，杜斌委员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应重新审视针对重症患者ＤＲＧ支付费用的形成规则及其合理性。二是对于ＤＲＧ同一分组中医疗费用变异度较大的情况，在详细分析原因后，可采用进一步分组或其他方式形成更加科学合理的疾病分组系统。三是针对部分疾病、操作或治疗，可探索采用按照项目付费方式进行补充的可行性。
全国人大代表、唐山市中医医院副院长张军：
张军提出建议，由国家相关部门探索出一套较为完善的中西医兼容的ＤＩＰ医保支付体系。
一是确立中医优势病种诊疗规范，遴选出中医疗效优势明显的中医特色治疗病种，按照适用对象、诊断依据、治疗方案、疗效评定、出院标准等，为每一个中医优势病种梳理出一套中医临床诊疗执行规范。
二是ＤＩＰ支付改革深入挖掘中西医结合治疗的可行性。中医ＤＩＰ支付自成体系，但并非和原有医保系统割裂开来，应积极为中西医结合治疗寻求ＤＩＰ支付的融合路径，对中西医结合疗效更优的病种分值给予适当倾斜。
三是在ＤＩＰ医保支付系统设置医疗机构等级系数时，适度向中医医疗机构倾斜，体现中医药服务特点和优势。
四是进一步提高中医适宜技术收费标准，体现中医技术劳务价值，促进中医技术发展创新。建议由国家医保局牵头，组织各地相关领域专家共同制定中医药诊治ＤＩＰ付费国家标准，给各省市拟定标准时做指导和参考。
基层医疗信息化
全国政协委员、农工党青海省委主委王昆：
王昆委员表示，东西部地区间信息化基础设施差距大；信息系统集成度低，数据共享与交换难度大；医疗数据采集效率低，基层卫生机构负担重等问题依然是县域医共体信息化建设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和严峻挑战。
对此，王昆委员建议：
强化统筹规划，加强顶层设计。以整合县域医共体现有信息化平台为目的，加强对县域医共体信息化建设的指导和支持，统筹规划制定统一的建设标准和规范，统一规范各类数据接口，推动各地区、各县域医共体之间的平衡发展，确保各地区、各县域医共体之间的信息化建设有序推进。统筹建设县、乡、村、社区医共体成员单位，纵深开展县域医共体信息化建设。加强标准推广与应用，鼓励更多医共体成员单位参与信息共享。
信息化项目建设实施差异化政策。针对县域面积、人口分布、服务半径差异过大的部分县域采取差异化政策，尤其是我国地理人口分界线以西的县域医共体，制约条件较多，县域自身财政不足以支持信息化投入，出台信息化项目时予以差异化区别，个别项目可以作为长期性项目给予分阶段实施。
加强信息人才培养，强化数据安全。有针对性地开展县域医共体工作人员信息技术水平培训，建立信息质量与准确性保障机制。通过制度规范和技术手段，确保共享信息的准确性、规范性和完整性，提高信息利用效率。强化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措施，保障患者信息的合法权益，防止信息泄露和滥用。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党委书记、副院校长姚建红：
姚建红提出了推动智慧基层卫生体系建设的建议：
加快完善智慧基层卫生体系技术支撑。搭建智慧基层卫生体系顶层架构，完善数据架构、应用系统架构、基础设施架构等业务架构。优化智慧基层卫生体系实施路径，通过规划指导、典型引路、重点建设、保障实施、测评验收、示范带动、全面推广等，推动基层卫生服务协同发展。明确数据交互方式，从数据格式、数据命名、语义标准、疾病代码标准等方面制定标准规范，强化数据共享。加强多源异构数据整合汇聚，实现基层卫生系统与其他系统的数据融合。
加快搭建一体化基层卫生服务数据中心。强化基础设施建设，推动电子健康档案、电子病历标准化建设，建立整合式基层卫生信息系统，搭建区域数字家庭医生服务平台，实现不同层级医疗卫生机构之间的数据互通共享。构建智慧基层卫生服务知识体系，其中包括常见病知识库、传染病知识库、双向转诊知识库等。利用人工智能等技术深度挖掘基层卫生服务数据内在联系，开发面向基层卫生的辅助决策工具和健康管理模型。
加快应用智慧基层卫生服务。整合个人健康、疾病、运动、饮食等全生命周期的各类健康数据，完成更加全面的居民电子健康“画像”；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推动个人健康数据开放，形成更加全面的健康数据维护和应用场景。建设个人健康管理“虚拟”服务窗口，开设慢性病门诊、预约检查检验等互联网诊疗服务项目，推动线上线下一体化服务。面向老年人、残疾人、亚健康人群和高危人群等，开展智慧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线上随访、复检预约等数字化服务；依托可穿戴健康设备，提供健康监测和疾病风险预警等服务。
加快智慧赋能基层医务人员。基于数据融合模型，自动匹配业务数据，自动生成各类报表，简化基层医务人员填报数据的工作量。推广临床辅助决策支持模型，为基层医务人员提供疑似疾病提示、异常指标预警等临床智慧化服务。借助信息化手段，帮助基层医务人员开展精准化、个性化的智慧健康教育服务，其中包括营养膳食、心理减压、健康运动、中医保健调摄、合理用药、疾病照护、康复管理以及健康教育处方等。
加快完善智慧基层卫生服务绩效管理。建立完善基层卫生服务绩效考核指标体系，推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绩效考核智慧化、日常化。基于人口模型和空间资源等，利用区域人群就诊数据、健康数据等，监测人群健康风险变化，提升基层卫生治理能力和科学决策水平。强化基层卫生服务数据监测，动态掌握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人员、服务、运行等基本情况，提升基层卫生资源动态调配和精准布局能力。
实现上述任务，必须加强组织保障。需推进部门、资源、政策间的统筹协调，建立智慧基层卫生服务推进机制。需抓实任务落实，制定符合实际、适应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的智慧基层卫生服务评价机制。需严格执行信息安全、个人信息保护等法律法规，建立完善个人信息保护制度。需积极鼓励试点，坚持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相结合，支持有条件的地方以及条件成熟的机构先行先试，以点带面促进智慧基层卫生服务推广应用。
数字疗法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 张英：
张英委员指出，当前我国数字疗法准入制度缺乏明确指引，临床试验缺少统一标准，商业化落地缺乏成熟模式，医疗数据未能充分赋能。张英建议：
１、出台及优化监管政策和标准。建议国家相关部门牵头，企业、医院、科研院所等相关机构积极参与，尽快研究制定数字疗法产品分类标准，明确各类产品适用范围、技术要求、预期用途等；加快研究制定切实可行的数字疗法行业规范、行业标准以及临床试验标准等，保障数字疗法产业高质量发展，确保数字疗法产品品质的有效性、安全性。
２、促进更多商业模式落地。研究将数字疗法纳入国家医保理赔范围。鼓励企业进行商业模式创新，构建产学研用一体化合作平台。建立数字疗法产业生态圈，通过整合产品研发企业、医疗机构、制药企业等产业链上下游资源，推动数字疗法的研发、应用和推广。探索基于数字疗法的医疗数据要素交易，共同探索商业路径最优解。
３、鼓励医院合作开展数字疗法创新试点。支持各地试点试验，借助数字疗法产品从疾病早期介入到有效诊治，从医院延伸至社区和家庭，建立家庭－社区－体检中心－专科联动的分级诊疗模式，推动打造快速筛查－远程初诊－院内诊断－数字疗法干预康复的多层服务体系，为患者提供全周期专病管理，促进数字疗法产业发展。
４、加强医疗数据联通赋能。依托国家健康医疗大数据中心、国家医疗保障信息平台等，建立医疗数据标准和规范，面向数字医疗创新发展推动跨区域、跨领域数据共享和交换，应用隐私保护、数据加密、数字身份等技术手段，帮助各参与方建立数据安全保障体系，提升医疗行业数据对数字疗法研发及创新的赋能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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